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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随想26:口罩遐想

何家天 不学八哥
2024-08-29

《往事》101

今秋天气反常,小雪节气之后,不少人还穿着“短挽儿衫”(短袖衣服)。立冬短袖是常态,小雪短袖就少见了。根据气候学的标准,以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以下才算真正进入秋季,前些日子几次入秋都没成功。“副高”这只秋老虎持续盘踞华南,致使11月下旬气温重返30度,11月29日甚至飚到31.8度!而第二天冷空气来临,气温犹如过山车,一下跌到15.6度,降温幅度超过16度。我想这次应该正式入秋了吧。


11月20日,梧桥村。“小雪”短袖并不多见

在上一周,小股弱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漳州上空交汇形成锋面,久旱甘霖,下了一场大雨,这是迟到的“白露水”,秋冬时节南门溪再现“出溪流”,气象部门又将它归功于“人工增雨”。
一日之内气温跳水

几次放学时段恰逢倾盆大雨,接小朋友回家成了艰难的任务。雨中将电动车停在路边,再打着伞提前在校门口等侯,接到小孩后,要收起伞重新披上雨衣,然后骑车上路,回到家一身都淋湿了。小学校门口的通道,有个活动雨棚组成的长廊,可以让孩子进出校门的那一小段路遮阳避雨。家长们打伞站在长廊外,部分人躲进雨棚内等待。雨棚有篷顶,大概就被当成了室内公共场所,所以人在里面必须戴口罩。有一天,雨越来越大,我只好也躲进去避雨。学校保安肩负重任忠于职守,马上过来叫我戴上口罩。我那天身上刚好没带,就恳请保安通融,说保证身子朝外,呼吸不会影响其他人,但保安仍坚持原则,要我离开雨棚。这时有好心的家长递给我一个备用的口罩,塑料包装还没拆开,我手拿雨伞,双手湿漉漉一时拆不开,只好把未拆封的口罩往脸上一捂,自欺欺人地“戴”上了口罩,保安看了也作罢放我一马。边上几个“老伙儿”家长纷纷调侃,说我七老八十了,竟和孙子一样顽皮。

“公”务员尽责风雨无阻
校门口的活动雨棚
雨棚内外对戴口罩的要求泾渭分明,还真不好理解它的科学根据,但我们能充分理解保安作为规定执行者的职责所在。疫情已持续三年,口罩时紧时松也戴了三年,看来还没完没了。虽然口罩的保护作用是明显的,但更多场合只是一种形式,用它来检验职责的执行情况。执行者当然更注重他是否尽责,尤其是否能免责,至于防止疫情扩散,大概不是他最关心的。如果媒体多宣传些防疫科普知识,公布相应的疫情数理统计资料,比如,感染者中,戴口罩的比例是多少,不戴的比例占多少,用数据说话,让口罩的作用深入人心,大家就能自觉戴上而不只是听从规定。
在很多场合,大家经常看见有的人将口罩搭在下巴,鼻孔露出,显然失去防护,但也无人指出帮助纠正。看来使用者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纯粹为了应付检查。
其实,戴口罩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事,文革期间批判卫生部为“城市老爷部”,就有说医生戴口罩是脱离群众。疫情之初,这类事竟又重演。某城市卫生医疗部门的当权者,明知不明肺炎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为了怕造成社会影响不好,竟然规定:医院里除了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病房外,其他科室医护一律不许戴口罩。
本来,医院是病人聚集、病菌病毒满天飞的地方,平时医生与护士都应该戴口罩。疫情到来,更应加强防护,却反而不让医务人员戴口罩。医院领导的这项规定引发了许多医生的强烈不满,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偷偷戴起来,但是在一次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在开会时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李文亮医生因此在眼科门诊中也被传染。直到疫情全国通报,才改变这种反科学的规定。
疫情之初荔枝海与口罩合影
口罩的种类很多,并不是所有的口罩都有预防疫情的功能,现在普遍使用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医用口罩一般有三层结构,由无纺布和熔喷材料层构成。疫情之初,口罩奇缺,有一次老夫想要节省重复使用口罩,异想天开用酒精喷雾剂去消毒,没想到口罩竟会被溶解而变形。外科医用口罩效果更好,但如果要达到阻断冠状病毒,就要使用防护级别最高的N95口罩。至于普通口罩:如棉布口罩、活性炭口罩、纱布口罩等,可以用来防冻、防尘、部分防雾霾,但不能用来防止细菌、病毒传播。
回想起当年工厂定期发放手套和口罩等劳保用品,纱线手套可以抽出纱线来手织纱线毛衣,纱布口罩是多层纱布缝合,解开后是一大片纱布,多个口罩可以缝接成蚊帐。矿山还有一种防尘口罩,戴上后样子类似防毒面具,左右两腮各有圆形通气口,里面放上滤纸。井下用风枪在岩石上打炮眼,就一定要戴上防尘口罩,但呼吸极为不畅,有的矿工为图呼吸爽快,摘掉口罩,就可能吸入岩石粉尘,形成致命的矽肺病。

矿山用的防尘口罩
从强调戴口罩,联想到骑电动车要戴安全帽,这也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标。所以每到创城验收检查时,各路口就会出现许多警察和志愿者,敦促大家骑车戴安全帽,有时还会处罚或通报。只要注意观察,路上很多人戴安全帽,并没有扣好带,但检查者并没有拦下他们。其实戴安全帽不扣好带,等于没戴,出事故时,安全帽肯定比人头先落地,还怎么起保护作用?显然,执法者的责任比骑行者的安全更重要。全民注射疫苗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当上面要考核接种率时,就会不厌其烦地找到未接种者,甚至要上门服务,疫苗的效果和副作用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了。
归根结底这是对谁负责的问题。半个世纪前,我上山下乡的长泰县,就曾经出现过将长势很好只是用传统方法播种的水稻统统犁掉,再重新插上当时提倡的巻秧。因为下此命令的工作队只对做出一刀切播种卷秧决定的公社和县革委会负责,不用考虑此举对农民是否得不偿失。
链接阅读:
1.重温《生产队经济学》
2.下乡时“阔活”的一天——树荫下蘸秧
3.“风水”趣话
4.难忘的中秋
5.夏时制随想——一场“拨弄”时间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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